明代石嵉《流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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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陶陶
2019-06-13 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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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嵉，生卒年不詳，從《流民圖》印鑒看，他號或字雁山，嘉禾人。嘉禾，為湖南郴州所屬嘉禾縣，清人李遠度重修《南岳志》卷十引《湘衡稽古》云：“今桂陽縣北有淇江，其陽有嘉禾縣，相傳炎帝之世，天降嘉禾，帝拾之以教耕，以其地為禾倉。后置縣因名嘉禾。”金門畫士，指明畫者為明代宮廷畫家的身份。明代宮廷畫本身落款十分簡單，不易分辨畫家的身份，僅能依靠留存下來的個別作品的署款才能確認其供職宮廷的身份。根據穆益勤《明代院體浙派史料》《明代宮廷與浙派繪畫選集》的研究，明代宮廷畫家的署款，有寫明供職工作的場所，如“直文華殿”等；或寫明身份，如錦衣百戶等；或鈐有“金門畫士”等印記，均屬明宮廷畫家，所以此圖當為宮廷畫家所描繪。
流民一詞，早在戰國時就已出現，《管子》有“禁遷徙，止流民，圉（yú）分異”的記載。此后關于流民就史不絕書。《史記·萬石傳》：“關東流民，二百萬口。”《漢書·食貨志》：“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辟，頗有富積。”唐人李賢解釋流民為“流離以就食者”，《明史·食貨志》說“年饑或避兵他徙者曰流民”，清人王夫子則言“不務農桑，無有定業而為流民”。簡言之，流民即因逃荒、避兵等而離鄉外出的農民。
《漢書·鮑宣傳》載，漢代豫州牧鮑宣認為流民產生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為7種：“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zhì），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總之流民產生的原因包括自然和社會兩個方面。中國古代小農經濟脆弱，主要靠天吃飯，其生活、生產與自然條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水、旱、蝗等使人們居無定所，人民無法安居生存，只得外出逃荒求生。更重要的是社會原因，如兵荒戰亂、土地兼并、賦稅徭役、等等。《流民圖》各代都有，畫家借以對統治者提出警示與諷諫。《宋史·王安石傳》載：“熙寧七年（1074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神宗）憂形于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圣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后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以圖為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果然免去王安石宰相職位。《明史·原杰傳》也載：明正統、成化年間，“荊襄流民數十萬，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嘗著《流民圖說》，謂當增置府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俾數百萬無患。都御史李賓以聞。帝善之”。
此長卷真實地描繪了流民的生存狀況及求生百態。囿于時代的局限，將天災歸諸天意，即上天的安排。《國語·周語下》即有“古者，天災降戾”，認為自然災害是上天的懲罰，所以求神拜佛，祈求上蒼消災弭禍。行乞是流民求生的主要方式之一，蘇軾《東坡集·奏議集》中記載，他曾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親眼看到有逃荒者40余人，正在乞食。賣藝也是流民謀生的手段之一，以此為生，需有一技之長，徐珂《清稗類鈔》載宣統辛亥（1911年）徐新六（徐珂之子）留學歐洲時，嘗至巴黎，“見有行乞之我國男女……中有持槌打鼓者，有飛刀使舞者”。
從款識看此長卷繪于萬歷十六年孟秋，即1588年。明代，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問題嚴重，嘉靖以后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土地兼并已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農民賦稅極為沉重。中原各省自萬歷十年后，年年有災民游離，哀鴻遍野。
《明史》記載：
（萬歷）“十四年……久旱”。
（萬歷十四年）“夏，賑直隸、河南、陜西及廣西潯、柳、平樂，廣東瓊山等十二縣饑”。
（萬歷十四年）“秋，七月癸卯，賑江西災，己未，發幣遣使賑河南、山東、直隸、陜西、遼東、淮、鳳災”。
“萬歷十五年七月，江北蝗”。
“萬歷十五年……河屢決于此（指河南）”。
（萬歷十五年）“夏四月，京師旱，大疫”。
（萬歷十五年）“秋七月，江北蝗，江南大水，山西、陜西、山東旱，河決開封”。
萬歷十五年“河北大饑”。
（萬歷）“十六年春三月壬辰……山西、陜西、河南及南畿、浙江并大饑疫” 。
萬歷十六年“夏四月，賑江北、大名、開封諸府饑”。
萬歷十六年“夏四月乙巳，南畿、浙江大旱”。
地方志對萬歷年間的饑荒記載也很多，如：
萬歷十二年，米脂大旱。
萬歷十四年，延安府大旱。
萬歷十五年，清澗縣大饑。
（浙江天文山）萬歷十五年，七月中旬大風雨，拔木傷禾，民以樹皮草根充食。萬歷十六年，饑復大疫，民食草根木實，死者無算。
（碭山縣）萬歷十六年春，大饑，夏疫。
（萬歷十六年）寧波大饑，瘟疫繼作，道殍相望。
責任編輯：涂春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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