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寶昌:故宮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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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陶陶
2019-04-26 《深圳商報》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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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當今中國古陶瓷鑒定界坐頭把交椅者，那無疑當屬92歲的故宮文物鑒定專家耿寶昌先生了。老爺子從事瓷器鑒定70多年，一生閱寶無數(shù)。人送外號：“瓷圣”、“人間國寶”。對此他總是淡然一笑，一如既往地低調謙遜。
在近日英國東方陶瓷學會授予“希爾金獎”儀式上，記者在故宮見到了耿老。老爺子耳不聾，眼不花，腰板筆直，滿頭銀絲，根根透亮。采訪時記者的問題剛一提出，他就開腔作答，語速挺快，時不時還嘣出些新詞。
從小學徒到大掌柜
耿寶昌1922年出生于北京，耿家世代經(jīng)營珠寶翠玉，祖父曾是北京頗有名氣的翠玉專家，遺憾的是，到了父輩，家境日漸沒落。14歲時，高小畢業(yè)的耿寶昌便到京城著名的“敦華齋”里做伙計，這家古玩店的主人就是人稱“宣德大王”的孫瀛洲。
記者：“敦華齋”當時是京城極負盛名的文物店，據(jù)說它每年僅官窯精品庫存就有上萬件?
耿寶昌：長期是一萬多件存在，反正現(xiàn)在比一個大博物館不少。最初我跟師傅做學徒，干的都是體力活。敦華齋每年都要來十幾個學徒，但能留下的也只有幾個人。后來師傅看我踏實勤奮，就讓我管理庫房。
每年到年底沒啥事情了，大家都休息了，咱經(jīng)管這事情，就必須從頭做起，左一遍右一遍至少是要查看三遍，費時間很長。這對我來說當然是個好事，通過給文物貼號、換號，熟悉文物。借清洗、擦拭、搬動文物，體驗各類文物的手感。師傅讓拿什么東西看，一說我就知道是什么，在哪個位置。
看著那么多官窯精品，就好似上了一次古瓷鑒定領域的“哈佛大學”。
記者：做學徒講究勤快、好學，您是不是經(jīng)常抓住機會向老師求教?
耿寶昌：那時候沒有講課，不像現(xiàn)在這個那個學習班的。老師不給講義，全在于自己聽，老先生們講什么你就往腦子里面裝。他們說這個生意怎么樣，哪兒發(fā)現(xiàn)一個什么東西，那東西怎么一回事，你就聽。
記者：聽說有一次您聽得太入神了，給客人點煙時竟燒了自己的手指?
耿寶昌：就是手指頭這兒缺一塊。你聽我說，是兩個老先生坐著對面，這擺著茶碗，我就在旁邊穿著長袍規(guī)規(guī)矩矩站著。老先生都是抽旱煙，旱煙呢他自己裝，裝好了我這手上拿著一盒火柴，在旁邊這么一點，“噌”給人點著了。點完了繼續(xù)聽，沒想到這火柴盒也呼呼呼地著了，著了也不敢扔啊，你扔了你知道燒著誰啊，所以就忍著。這就讓它呼呼去吧，手指頭就著了點，結果這兒就起了一塊皮那么厚，等它干掉以后，就掉了。
記者：那您什么時候出師的呢?
耿寶昌：當了10年的學徒后，1945年，我在今天琉璃廠那地方開了自己的文物店——振華齋。那時候我24歲，我就牢記師傅的教誨，“做瓷器鑒定絕不能把眼睛看窮了”，我只看最精美、最珍貴的。
“火眼金睛”是如何煉成的
記者：聽說您現(xiàn)在兩眼的視力還都是1.5?
耿寶昌：我86歲的時候視力還都是1.5，到了醫(yī)院大夫都很吃驚，說老爺子你怎么搞的。我說我沒什么奇怪，我跟著大家一樣。就老伴一走了以后，我一個眼的視力下降到1.2了。
記者：您的“火眼金睛”是怎么鍛煉出來的?
耿寶昌：談不上“火眼金睛”。當年跟孫瀛洲先生學習時，孫老的藏品量大而精，而且面廣，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就具備了良好的學習環(huán)境和條件，在這一領域就如同進了高等學府的科研室，因此才有成為專業(yè)人員的可能與條件。再加上我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不斷鞭策自己，力求勝任工作。
記者：孫瀛洲先生對您要求是不是特別嚴格?從師父那里您學到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
耿寶昌：感受最深的是老師對學生要求很高、很嚴格，而且常常對學生進行考試。當時我曾立志要在幾年內學到一些鑒定方面的功夫，所以就特別認真、刻苦地學。當時我想，至少也應學到老師所說的“三不”，就是“經(jīng)得起三問問不倒、再問面不更色、經(jīng)得住三斧砍不倒”。我從師父那里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嚴謹刻苦的治學精神。
記者：現(xiàn)在您自己培養(yǎng)的徒弟很多已是文博界的棟梁，您選徒弟的標準是什么?您是怎樣培養(yǎng)他們的?
耿寶昌：我對來學習的同志都以誠相待，基本是延續(xù)了從孫瀛洲老師那里學來的方法來教育學生，高標準、嚴要求。對學生提的問題，精心細講，耐心詳說。
我和故宮是“魚”與“水”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后，故宮的文物拯救工作日益展開，1956年，受聘到故宮工作的孫瀛州，向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吳仲超舉薦了自己的得意門生——34歲的耿寶昌。于是，耿寶昌成為故宮古器物部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故宮博物院東南角的南三所，曾經(jīng)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讀書的地方，后來故宮古器物部的辦公室就設在這里。從進入故宮那天起，耿寶昌在這里工作了半個多世紀。1986年，他將自己珍藏的瓷器、銅器等文物80多件捐獻故宮博物院。
記者：還記得您1936年第一次參觀故宮時的情景嗎?
耿寶昌：那是在“七七事變”之前，當時正是春天，故宮里非常殘破，到處是雜草和垃圾。門票是一塊大洋。我記得在鐘表館看到過一個可以在一塊板子上滾動的鐘表。20年后我來到故宮工作，那個東西還在那里。
記者：到故宮工作之后有沒有讓您覺得非常開眼的地方?
耿寶昌：那太多了。比方說故宮里邊的宋代五大窯。外邊多你能看一個兩個，這里邊一看是十個八個，十個二十個。機會難得。琺瑯彩在外面見也是少數(shù)的，到故宮里面一見好多好多。很多東西能看得面面俱到，你以前知道一個，現(xiàn)在你知道十個。就跟扇面一樣，首先放眼自己單位，海內、海外整個一了解，齊了，你全有了，這是軸心。
記者：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故宮籌備了一次中國出土文物展覽。您曾經(jīng)只身一人護送500件國寶出國展出，能講講那次“文物外交”的經(jīng)過嗎?
耿寶昌：1973年，經(jīng)過兩年緊張籌備的中國出土文物展即將開幕。按照計劃，我押載500多件珍貴文物，飛往展覽的第一站法國巴黎。飛機上的參展文物件件價值連城，我一路上忐忑不安，腦袋里一直回響著臨行前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的話：“人在物在。”幾個小時后，飛機在阿聯(lián)酋的迪拜機場中轉加油時，我遭遇了人生中最意想不到的驚心動魄——阿聯(lián)酋機場發(fā)生了世界上第一起劫機事件。
到了那已經(jīng)是夜晚了，我當時第一次出國，也覺得特別新鮮，我一看這怎么回事啊，機場周圍全是是警察、軍隊，都拿著槍圍著這飛機。這個飛機是英國來的專機，什么都沒有，就裝著一部分東西跟我，還有英國使館一個文化參贊隨機回去。他說等下咱們下飛機，我說不去不去，出來的時候有交代，萬一出了事怎么辦呢，是吧。
在機艙內等了一個小時，飛機終于又起飛了，一場虛驚之后，我們安全抵達了巴黎戴高樂機場。
記者：這次展出的效果怎么樣?
耿寶昌：這次展出歷時四個月，參觀人數(shù)高達36萬人次，帶給巴黎人的震撼不言而喻。
在法國楓丹白露博物館，我也受到了強烈的刺激。我一看這博物館里全是我們中國的東西，后來我到日本也去過，一看全是中國東西。那真是，比我們國內東西多得多了，全是給人拿走的。那就是一種身上出汗，覺得這怎么搞的呢?那種感情。尤其他們寫得清清楚楚，這個東西是哪個地方，哪個省哪個市哪個縣哪個村的出土的，感觸很大。
記者：明年故宮博物院將迎來建院90周年紀念日，您會參與慶典活動吧?
耿寶昌：在慶祝故宮博物院80華誕時，我曾參與“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御窯瓷器展”的籌備工作，親自到庫房挑選展品。明年90周年院慶期間，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將隆重推出“清淡含蓄——故宮博物院汝窯瓷器展”，并召開專題汝窯學術研討會，現(xiàn)在正在積極籌備，我仍然會為此項工作盡自己的一份力，包括與同事一道為展覽挑選展品。
記者：您對“90歲”的故宮博物院有什么期許?
耿寶昌：作為一名在故宮博物院工作了半個多世紀的老職工，親眼目睹了它近60年來所經(jīng)歷的風風雨雨和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業(yè)績，因此，就更加期待建院90周年紀念日的到來。
我對故宮博物院的感情可以說是“魚”與“水”的關系，故宮博物院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個家。我的職責是研究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歷代陶瓷藝術品，守護好這些文化遺產(chǎn)，為弘揚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出自己的一份力。
收藏應是種文化享受
幾十年當中，耿寶昌為國家鑒定了數(shù)萬件一級文物。在他的鑒定生涯中最為人稱道的一次，就是1994年他從香港的拍賣會上以110萬元拍賣回的成化罐。
歷史上明代成化憲宗皇帝非常喜歡小器物，那個年代最常見的官窯瓷器都是碗、盤等小件，故有“成化無大器”之說。而這個通高31厘米，口徑17厘米的成化罐則是現(xiàn)存少有的大件器物。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四只，而故宮的這個是唯一一個帶蓋的最完整的成化罐。雖然有人認為這個帶蓋的成化罐是假的，這個爭論一直持續(xù)到了今天。但是現(xiàn)在它的身價已經(jīng)漲至2000萬元。
記者：現(xiàn)在熱愛瓷器收藏的人越來越多，您怎么看待這個現(xiàn)象?
耿寶昌：過去瓷器在中國人心目中并沒有太高的地位。以前故宮對外展示館藏瓷器時，觀眾一看，又是破瓷器，連(展廳)門檻都不進。隨著現(xiàn)在中國古瓷器價格的迅速升值，觀眾對于故宮館藏瓷器的熱情也越來越高。現(xiàn)在一有館藏珍品瓷器展，展廳內的人多得擠不動。
故宮100多萬件藏品，瓷器和書畫就各占三分之一。舊社會青銅器價格高，后來書畫價格高，現(xiàn)在瓷器的價格漲了上來。但是與書畫相比，瓷器的價格仍有上升的空間。
記者：故宮珍藏的瓷器，您是不是都過過眼?
耿寶昌：這50多年來連看帶動手，很多都有印象。那時候沒有電腦，比如說到某件瓷器，你必須知道在哪里。故宮藏品中36萬件瓷器，我只能說有些認識吧。
我現(xiàn)在每天上午仍然堅持要去故宮轉一轉。我這“90后”也還要不斷學習，要溫故而知新，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博大精深。做這一行需要知識，更需要實踐。
今天的人會更多地從經(jīng)濟角度看待一件文物，但我覺得收藏應該是一種真正的文化享受，不論金錢和價值，只看藝術和歷史。
記者：您的《明清瓷器鑒定》是最權威的瓷器收藏鑒定指導書了，您還有修改再版的計劃或者出其它著作的打算嗎?
耿寶昌：我的《明清瓷器鑒定》一書原本為培養(yǎng)專業(yè)人員快速掌握明清瓷器鑒定方法而作，因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陶瓷器以明清時期的最為多見，因此，若能先從明清瓷器入手學習古陶瓷鑒定，就可以使更多的人掌握明清瓷器鑒定方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本書早已售罄，目前正在進行修訂，準備再版。
記者：瓷器中您最喜歡哪一種?
耿寶昌：我最喜歡的是宋代的素色瓷。那是一種文人的審美情趣，比如天青色的鈞窯，非常地雅致。
記者：瓷器也是當前文物造假的重災區(qū)之一，您怎么看待這種亂象?您能給大家一些提醒嗎?
耿寶昌：這從宋代就開始了，不管是什么青銅器，書畫，瓷器，都仿前朝的，早就有了。
記者：收藏家多長壽者，您92歲身體還這么好，能否給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您的養(yǎng)生之道?
耿寶昌：我今年已92歲，還能堅持上班，很多人都以為我有什么特殊的養(yǎng)生之道，其實，我就是一個平凡的工作者。我想，每個人只要能做到任勞任怨地工作、心地平靜、生活規(guī)律、知足常樂、沒有貪心、與人為善、愛惜生命、愛活動、胃口好，就一定能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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