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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皇家御器廠為何選在江西景德鎮而不是浙江龍泉

: 小陶陶 2018-11-05 瓷訊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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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元八世紀唐人設立官窯到1911年清朝覆亡，封建社會的官窯制存在了一千多年。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尤其是在道光朝以前，我們很難在官窯器的制作史上找出一個富于個性的瓷繪大師。從督陶官唐英所建的“唐窯”開始，瓷繪進入到百家爭鳴階段。唐英督造的瓷器不但集過去所有制作之大成，而且制作水平和質量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他繪制的詩文筆筒和書寫的《朱文公家訓》瓷板等，頗具文人氣與書卷氣，完全脫開了宮廷官窯的碧麗堂皇和缺少文化內涵的窠臼。清王朝到了道光、咸豐朝，國勢江河日下，尤其是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以后，朝政和整個社會陷入令人窒息的陰霾中。景德鎮御窯廠也一改往日的繁盛，珠山石畔，半弓園里，淺草殘枝間都是細弱的蟲吟，入夜的窯火也顯得虛空而疲倦。在這樣的情勢下，千年古鎮里忽然吹進一股清新的風，接著是小樓細雨，深巷杏花聲聲。這就是興起于民間的瓷繪藝術：淺絳彩瓷。這種由瓷繪者獨立完成的低溫釉上彩瓷深受市場歡迎，也為喜歡文人畫創作的畫家們找到了一條新的生存之路。同時，這種瓷繪藝術也很快傳入瀕臨倒閉的御窯廠中，在金品卿和王少維的兩支筆下，民間藝術得以進一步升華，御窯廠里出現了“瓷本繪畫”——淺絳彩瓷正式登上了中國瓷器的最高殿堂。

清程門淺絳花鳥山水琮式瓶

清金品卿花鳥山水琮式瓶

清王少維淺絳彩九老觀峰大瓶

淺絳彩瓷的出現，是中國瓷業走到絕望之時的新生。它的誕生過程先是民間，然后進入御窯廠，高潮時達成御窯廠與民間同生共榮。從當今存留下的淺絳彩瓷作品看，在清同治和光緒兩朝，淺絳彩瓷以生龍活虎般騰踔的節奏，讓瓷繪藝人們如大夢初醒般心花怒放。淺絳彩瓷的繁盛一直延續到光緒末年，這是一場美麗的瓷本繪畫的創作熱潮。這熱潮里有靈性，靈性里有戰栗，瓷繪家們終于在瓷作上尋找回了自己，實現了個性價值的最大發揮。淺絳彩瓷的誕生確實是瓷繪領域里的一場革命，它將瓷繪工藝轉變為瓷本繪畫，并使這一繪畫形式得到定型，讓民國的新粉彩和后來的文人畫家在瓷上繪畫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它的價值與地位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探討：從技法上看淺絳彩瓷的繪制更接近于繪畫。淺絳彩瓷打破了官窯瓷的制作程序，瓷繪者從圖稿設計到彩繪完成均出自一人之手。瓷繪藝人第一次將自己的名字落款于瓷畫。“淺絳”作為中國瓷本繪畫的定型之作，集中國瓷、中國畫、中國書法、中國詩詞、中國篆刻這五種最具中國特色最有文人氣的藝術于一體，可謂國粹藝術的大集合。淺絳彩瓷的拓荒之舉為后來的以“珠山八友”為代表的文人新粉彩及青花瓷本繪畫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淺絳彩瓷集最具中國化和書卷氣的藝術于一體，第一次集體有意識地署上創作者的名款和紀年，形成中國陶瓷史上的兩個重大轉變：瓷上繪畫由御窯匠人和民間匠人向文人的轉變；由“描”向“寫”的轉變。將瓷繪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個性創作，使一批有個性且在紙絹畫上有不凡功力的文人畫家一反官窯程式化的描摹手法，在瓷上渾灑筆墨，盡情抒寫胸中逸氣，表現了文人畫那種超凡脫俗的藝術風骨，創造了中國瓷繪藝術史上的一個高峰。它那一個個在以往瓷器上難以見到的詩書畫印和諧統一的清雅畫面，一個個或寥廓或幽秘或溫婉或張揚的敻絕而脫俗的境界，都會讓人的審美情致深陷其中，陶醉其中。在這種藝術面前，讓人沒有錯愕，沒有疑惑，沒有雜念；有的只是贊嘆，還有透過那清澈的釉彩，與文人瓷繪家的親切如夢境的晤談，以及文化觀照下的傳統魅力和我們欣賞者所升華的一片無塵的心境。這是瓷繪藝術中的頂峰，是美術領域里的國粹，將中國瓷本繪畫的圣火傳給了另一個頂峰。接下來，以“珠山八友”為主的新粉彩手中——淺絳彩瓷的千秋功績就這樣得以彰顯出來。

程言淺絳彩山水瓷板

清周友松淺絳彩人物瓷板

清俞子明淺絳人物花鳥海棠瓶

“咸豐3年（1853年）2月，太平軍50萬將士在洪秀全指揮下，攻入江西九江、湖口、彭澤等地，于3月19日占領南京，建立了政權。”在太平軍攻下景德鎮后，于咸豐5年（1855年）一把火將御窯廠燒了個精光，太平軍在景德鎮長達7年之久（大約是1853至1860年）。這段時間里，原御窯廠的畫師們倘能避過殺身之禍，卻不得不還要面對生計之困，于是在戰火暫時平息之后，仍需重操畫筆，以畫瓷謀生。此時畫什么呢？青花、粉彩費工費料，成本高且不一定有銷路，處于戰爭環境之中自然是行不通的。他們只有選擇省工省料，依仗畫技去打開市場的淺絳彩瓷，這樣，一些生活必須的日用粗瓷（如鍋、碗、盆、盤之類）成為首選，畫上幾筆淺絳彩，署上自己的名字，擇價而沽。咸豐5年（1855年）御窯廠畫師程門與次子程榮合作畫的淺絳彩“山水人物花耳扁壺”（現藏安徽省黟縣文物管理所）便是一例。在上述300余件器物中，咸豐朝所畫淺絳彩瓷只有兩件。這是最早一件，也是程門畫淺絳瓷已知最早的一件實例。另一件是張子祥（張熊）在咸豐6年（1856年）所畫的《四清圖》瓷板畫。在咸豐朝，淺絳瓷是原御窯廠畫師們在生活重迫下的一種艱辛嘗試，但在客觀上卻是一個新藝術品種繁盛的開端。

清陳子常花鳥帽筒一對

清梅峰樵花鳥筆筒

同治5年（1866年），太平軍失敗后，清政府軍機大臣李鴻章籌措13萬兩銀子，在原御窯廠舊址重建72間堂舍，恢復了御窯廠。同治7年（1868年），御窯廠重建后，即為同治皇帝的婚禮燒瓷。但同治婚后兩年（1874年）便去世了，時年19歲，在位13年。雖然同治時期社會相對穩定，但皇室燒瓷卻很少，新御窯廠亦家底全無，畫師們只好以畫淺絳瓷維持生活。如程門（字松生）、金浩（字品卿）、王廷佐（字少維）、王鳳池（字丹臣）、周子善、汪藩（字介眉）、俞子明（字靜山）、吳少萍、程言（次笠）等，此時他們都有作品出現，且均繪于同治元年至同治13年之間。有趣的是在同治5年至9年，卻難覓其作品的蹤影，也許當時他們正忙于重建御窯廠和為同治婚禮繪瓷吧。同治朝畫淺絳瓷的作者，除御窯廠那批畫師外，少見其他畫者。應該說，淺絳瓷在同治時還正處于興起的階段。興起的帶頭人便是御窯廠以程門為首的畫師們。進入光緒期，淺絳彩瓷大放異彩。作者、作品非常之多，粗、細兼備。可以肯定的說，絕大多數的淺絳彩瓷都是在光緒時期生產的。光緒一朝34年中，大體可以看出畫師們的更替關系。為此，筆者將其分為三個時間段，即光緒10年，中10年和后14年。